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核心组成部分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越来越深地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大局。2025年，随着修改后的《慈善法》全面落地，配套政策和地方法规政策持续完善，慈善信托迈入百亿时代，科技赋能与跨界协同成效显著，社区慈善、应急慈善、乡村振兴、国际慈善和跨境合作多点突破，在促进民生和落实国家战略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慈善文化培育全面推进，社会向善氛围愈发浓厚;综合监管机制成型，慈善行业优胜劣汰和转型阵痛并存。“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被纳入“十五五”规划建议，未来发展基调明确。展望2026年，慈善事业将在规范中提质、在竞争中洗牌、在创新中破局、在转型中进化、在坚守初心使命中持续释放温暖和希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柔性力量。

2025年十大进展

进展一：慈善主动融入民生大局

“十四五”期间，我国慈善事业深度融入民生大局，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全国慈善组织年度支出1500亿元左右[1]，主要用于“一老一小”“一残一困”、教育医疗、就业增收等领域。

养老、育幼、助残等生活性服务关乎群众“急难愁盼”，既需要政府兜底保障，也离不开公益慈善等社会力量的专业供给。2025年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简称“慈展会”)以“人人慈善 助力民生”为主题，体现了慈善行业对民生大局的奔赴。关爱0-3岁儿童早期发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等议题备受关注，关注长者的公益项目也不断涌现，例如爱德基金会的“爸妈食堂”、北京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推动的单位社区智慧养老服务联合体建设等，都在与时俱进探索多样化、可持续的乐龄公益服务模式。

乡村发展领域也在加快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转型升级。“乡村振兴公益联盟”联合100余家企业和慈善组织，投入30多亿元在200个欠发达乡村实施产业与民生项目[2];新茶饮公益基金在广西田东举办的产销对接会促成18家企业签约金额达3.1亿元[3];蚂蚁集团打造“整县帮扶模式”，通过“百县百品助农行动”覆盖全国320个脱贫县，助力1990余款农产品实现品牌化发展[4]。

进展二：社区慈善制度与人才建设持续推进

社区慈善在制度层面进一步走向系统化规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底，四川、云南、湖南、辽宁4省已出台专门的社区慈善发展指导意见，重庆、山东、湖北、海南、江西、湖南、黑龙江、新疆、江苏和贵州10个省份出台了社区慈善基金发展指引。政策的密集出台，表明社区慈善正在被系统性嵌入基层治理框架，其功能定位也由零散帮扶逐步转向回应社区公共需求、补充基层公共服务和增强社区内生互助能力，成为连接政府治理与社会参与的重要制度接口。

与此同时，随着制度框架逐步清晰，社区慈善发展中“人”的短板愈发凸显。针对社区慈善人才长期存在的专业成长路径模糊、实践支持不足等结构性问题，行业开始推动系统化的人才赋能机制建设。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与腾讯基金会牵头发起，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和民政职业大学共建的“深根者计划”，标志着社区慈善人才培养从零散培训转向专业化、体系化培养路径。该项目以“立足社区、动员社区、服务社区、提升社区”为核心理念，聚焦京津冀、重庆、深圳、杭州等9个重点区域，在首阶段培育约350名扎根一线、具备运营与创新能力的慈善骨干，为社区慈善由“制度落地”走向“能力生根”、并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提供支撑[5]。

进展三：应急慈善进入政社协同制度化阶段

在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应急慈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迈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这一机制在全年各类灾害应对中得到高频且深度的应用，无论是1月西藏定日县地震、5月陕豫旱情，7月京津冀洪涝、10月台风“麦德姆”，还是11月香港大火，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与应急管理部均启动该机制，在各类灾害场景中持续发挥作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灵活响应、精准服务的优势。例如该机制在西藏定日县地震中精准对接少数民族及儿童等特殊群体在以往易被忽视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了如砖茶、儿童服装包等差异化救灾物资，让救助更有针对性。11月18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暂行规范》，标志着这一机制正式迈入制度化运行新阶段。

应急慈善的标准化与数字化水平提升，进一步加强其在气候变化适应中的支撑作用。由香港赛马会资助的《社会力量救灾物资管理指南》正式发布，作为国内首个针对社会力量救灾物资管理的团体标准，为行业救灾物资规范化管理提供了行动准则。腾讯基金会联合多方发布“2025数字备灾救灾支持体系”，依托“数字关爱平台”，以数字化形式发放资金、物资和提供服务，在保障受助者自主选择权与尊严的同时，实现每一笔救灾款物的全流程透明化管理与实时追溯。

进展四：慈善行业规制和标准迭代升级

我国慈善规制与标准体系日臻完备。到2025年，已构建起“以国家根本法为引领、配套规章为支撑、地方立法为细化补充”的多层次慈善制度框架。

年末，民政部围绕治理结构、信息披露等环节连续出台监管政策，先后印发《关于加强社会组织理事会建设的意见》《慈善组织公开募捐方案备案指引(试行)》《民政部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公布新修订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并就部管社会组织党组织参与重大事项决策工作制定操作性指引，针对理事会运行不规范、信息公开不充分、责任界定不清等问题提出更明确、可执行的制度要求。在此基础上，慈善监管机制不断升级，民政部门牵头构建综合监管格局，联动党建工作机构、业务主管单位及相关职能部门协同发力，深入推进 “阳光慈善” 工程。监管既坚持从严执法，依法打击假借慈善名义实施的诈骗、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行为，守住行业底线;更注重柔性赋能，通过明确规则、细化指引，为慈善组织合规运营提供清晰路径，营造制度化、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与此同时，慈善行业标准化建设加速推进，为治理提质提供支撑。2025 年 12 月，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慈善团体标准体系》，明确 “四梁九柱” 架构的行业标准 “路线图”，进一步统一行业规范、提升运营效能。

进展五：慈善信托财产规模突破百亿

“十四五”期间，我国慈善信托步入规模化增长与结构化创新的并进期。截至2025年底，全国累计备案慈善信托2741单，较至2020年底累计备案的537单，增长超410%;财产总规模近102亿元，较至2020年底的33亿元，增长超209%。

从空间格局看，慈善信托不仅实现了在全国29个省份的覆盖，更呈现出明显的“重心下沉”趋势，以浙江、广东为代表的县域备案活跃，为基层慈善提供更多的工具选择。从参与方式看，正在由“被动受托”向“主动服务”转型;慈善组织凭借资源聚合优势作为委托人，促进设立了近半数的慈善信托;信托公司则通过“宣言信托”等方式，在委托端直接服务出资人，有效降低中间成本。这种向县域延伸、主动服务的深层演变，反映出慈善信托作为一种灵活高效的制度工具，已从特定领域的尝试演变为回应多元社会需求的常态化方案。

进展六：慈善组织结构持续优化

慈善行业正经历增量让位于提质的转型。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超过1.6万家，净资产超过2400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度慈善捐赠总额最高突破2000亿元。

然而，慈善组织新增速度显著下降。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慈善组织新增规模大幅下降，新登记认定慈善组织数量从2024年的1139家降至549家;其中，新登记慈善组织数量从2024年的801家降至410家，均仅约为2024年的一半。

从组织生命周期看，2020-2024年五年间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约占总量的31.89%，然而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公示的已注销组织中，这一时期成立的机构占比达46.57%。初创组织正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考验，侧面印证行业已进入“去泡沫”阶段，正加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进展七：AI工具库助推慈善数智化

2025年，以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AI在国内广泛“破圈”，不仅降低了AI技术的使用门槛，也加速了技术与公益的融合。互联网平台致力于搭建“AI基础设施”赋能公益行业：中国慈善联合会联合字节跳动公益、腾讯公益、阿里巴巴公益等机构，发布一站式人工智能服务平台“AI 慈善工具库”，整合适配公益机构工作场景的29项优质AI及数字化工具，推动AI技术的规模化、规范化应用。

在实践层面，AI应用正从“创新试点”向深度赋能多领域扩展，并实质性衔接原有专业服务体系：腾讯“脑力锻炼”软件获批医疗器械证并接入临床诊疗，字节跳动AI语音康复项目有效缓解基层专业资源缺口，阿里巴巴“AI特派员”扎根乡村与基层提供技术支持;而得益于政策引领与技术适配程度较高的优势，AI与教育的融合落地更为广泛，腾讯SSV青少年AI课、字节“未来教师”、快手“启智未来学堂”等项目，正依托AI技术的赋能，持续弥合城乡教育发展的鸿沟。

进展八：人人慈善理念日益普及

在基层治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慈善文化建设由价值倡导逐步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实践，推动慈善从以少数主体为主导的“精英善行”向广泛参与的“大众慈善”转型。以第十个“中华慈善日”为契机，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慈善文化“五进”活动的通知》，正式在全国范围内系统推进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在国家层面明确了慈善文化融入公共生活的行动路径。通过引导慈善组织策划贴近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的参与性活动，慈善逐步摆脱对仪式化捐赠场景的依赖，转而成为嵌入社区运行和家庭生活的稳定社会实践。

“人人慈善”的文化理念不断深化并逐步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实践。我国在《CAF世界捐赠报告》中的排名已由百名开外跃升至第19位：2024-2025年间超过八成公众至少参与过一项捐赠活动，年度捐赠总额约为1200亿元-1500亿元;超八成中小学生在过去一年参与过公益活动。这一结构性特征表明，公众参与慈善的广度和频率显著提升，慈善行为正以更加分散、日常化的方式嵌入社会生活，构成“人人慈善”得以持续开展的现实基础。

截至2025年10月17日，民政部指定的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3家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累计吸引约600亿人次参与，在规范发展中为公众提供了低门槛、可持续的支撑。互联网公益的重心正从“短期动员”转向“长期生态建设”，如腾讯公益通过“小红花”等产品打造参与体系，支付宝与字节跳动则分别通过支付场景与内容生态实现善意表达的无缝衔接。这种多触点、常态化的设计，弱化了对特定时间节点的募款依赖，引导公益参与由“节庆式冲刺”转向“场景化嵌入”，促使公益机构在常态化互动中持续积累社会价值。

进展九：区域慈善协同深化

2025年，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成渝等重点区域围绕慈善与社会组织发展，通过制度安排、平台建设和项目合作完善跨区域协同、融合发展机制。

京津冀慈善事业协同发展的阶段成果明显，已逐步形成涵盖自然灾害联动救助、行业品牌共建和社区慈善人才培养等内容的协同发展机制。5月，三地联合举办慈善项目推介会，启用 “京津冀慈善事业协同发展信息管理系统”、推出十大合作示范项目和百个资源互助项目，标志着区域慈善协同在制度化基础上进一步向数字化迈进。7月，三地联合印发《关于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激发京津冀市场活力的意见》，从产业协同、政企沟通、政策扶持和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首次从政策层面系统赋能社会组织、激活区域市场活力的标志性文件。

粤港澳大湾区慈善协同进入行动阶段。10月18日，香港社福界“心连心”大行动广东代表处开幕，联系香港45家社福机构与广东及澳门共82家机构签署合作项目备忘录。12月10日，由香港赛马会及其慈善信托基金成立并资助的公益慈善研究院宣布，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合作，共同开展为期3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发展现状与合作机制”研究计划。12月12日，第五届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慈善盛典启动“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服务融合项目”，搭建湾区社会服务融合平台，推动三地机构常态化、项目化合作，这是大湾区慈善协同的标志性节点，与 “心连心” 100 + 项目签约、南沙联合网络等形成“政策、平台、项目”三位一体的融合体系。

长三角地区继续在协同制度建设和行动方案上发力。5月，上海浦东、江苏南京、浙江杭州、安徽合肥四地民政局共同签署《长三角三市一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通过探索党建融合发展、共推企业出海服务、联建区域社会组织生态园等举措，进一步夯实一体化发展基础。9月，长三角三省一市民政部门签署《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社会组织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有效破解社会组织跨区域运作的制度障碍。

其他区域的慈善协同也在持续推进：川渝两地印发《进一步强化川渝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行动方案(2025—2027年)》，为慈善力量参与跨区域公共服务提供了更清晰的政策指引与协作空间;举办第四届成渝社会组织年会，推动两地社会组织在项目对接、经验互鉴和资源联动方面形成更稳定的合作机制。首届海峡慈善论坛聚焦两岸公益融合，为探索海峡两岸慈善发展新路径提供重要对话窗口与实践平台。

进展十：慈善事业跨境交流纵深发展

2025 年，中国公益慈善在跨境交流中的角色持续演变，从经验学习向主动参与、双向互鉴、区域引领转型，跨境合作层次与影响力显著提升。

人道主义应急救援成为跨境公益合作的重要窗口。3 月缅甸 7.9 级地震发生后，中国国家及民间救援力量快速响应，赴当地开展救援行动并提供紧急物资支持，展现出高效、专业的国际援助能力;在11 月香港重大火灾事件响应中，内地公益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支援，实现境内外应急公益快速联动。

高端多边平台持续赋能国际公益交流。2025 年恰逢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 30 周年，10 月举行的全球妇女峰会进一步凝聚国际妇女发展共识，女性公益与性别平等项目成为连接国内实践与国际合作的重要载体。亚洲公益论坛的举办，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在区域公益合作中的枢纽地位。论坛以推动亚洲公益协同发展为目标，围绕灾害救援、乡村发展、妇女儿童保护、气候变化等区域共同议题开展对话，推动中国公益理念与实践模式更深度地融入亚洲治理体系，提升中国在国际公益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在此背景下，我国公益机构稳步拓展海外合作：部分依托基金会海外办公室，将国内成熟可复制的项目模式输出至海外社区;有的通过联合实施项目参与境外公益行动，在实践中推动经验互鉴、资源互通、能力共建，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公益交流新格局。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国慈善事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节点。公益慈善行业能不能、何时能实现向万亿量级规模跃升，需要将发展逻辑从“过程规范”转向“价值创造”。结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及公益慈善行业的实践演进，我们从发展思路、行业格局、文化特征、时代方向和可持续机制五个方面，分析2026年及未来趋势。

2026年五大趋势

趋势一：依法兴善仍是主基调，促进举措需加强

2026年初，公益慈善领域首次被中纪委列入重点反腐领域;同时，慈善相关规制密集落地强化监管：1月1日起《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等新规施行，强化财务透明与监管边界;4月1日《慈善信托信息公开办法》落地，填补细分领域监管空白，形成政策联动格局，为行业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规范只是手段，促进才是关键。从中央到地方，已意识到“重监管、轻激励”的问题并探索解决方案。在国家层面，《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列入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重点，慈善组织县级直接登记和税收优惠等配套政策待落地。在地方层面，《上海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7年)》有序推进，浦东跟进发布《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扶持意见》;以浙江、宁夏为代表的省份，以及京津冀、粤港澳为代表的地区也在探索设立扶持资金、建立跨区域激励、创新慈善信托、推行捐赠积分、打造共富场景等举措，构建“培育主体、拓宽渠道、强化激励、深化协同”的慈善促进体系。

“依法兴善”的主基调将贯穿“十五五”期间。未来仍需以《慈善法》实施为核心，打通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与地方立法的衔接堵点;通过财税、信用、褒扬等制度设计，激发并保护社会各界参与慈善的热情;以数字技术破解管治难题、提升治理效能;打破民政单一监管模式，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组织内控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

趋势二：慈善聚集效应显化，资源分配需要再平衡

近几年，慈善行业规范化提速与资源市场化配置深化形成叠加效应，“头部集中、议题扎堆、区域失衡”的资源分配格局愈发显化。大额捐赠人与企业捐赠的战略性升级、机构偏好强化，是核心推手，既倒逼慈善组织向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转型，也让马太效应持续加剧，资源分配不均从隐性问题转为显性矛盾。

头部机构与高校基金会形成资金洼地。2021年捐赠收入前5%的基金会，其捐赠收入总额占全国总量的76.3%，头部“吸金力”突出;2023年全国高校教育基金会捐赠收入超148亿元，前十所高校合计占比53.97%;2025年新成立基金会中，学校型占比21.5%;2026年几所知名高校将迎来130年校庆，必将吸纳众多大额捐赠，资源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

资源聚集呈现三大鲜明特征。一是校企联合科研攻关成主流，知名高校基金会资产突破百亿仍持续获得亿元以上量级捐赠;二是共建式慈善方兴未艾，头部基金会强强联合形成资源聚合;三是名人基金会凭借流量虹吸公众捐赠，月捐人增幅及筹款规模可观，不仅考验机构管理能力，也可能引发社会拷问慈善资金使用效率效能。

慈善资源聚集本身是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并非坏事，但为行业长远发展计，需在影响力和公平性间达成平衡：一方面利用聚集效应推动行业规范化、提升重大议题攻坚能力，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政策引导、平台对接、能力赋能等机制，推动资源适度下沉，兼顾冷门议题与欠发达区域需求，让有限资源实现精准配置，最大化释放慈善价值。

趋势三：非正式捐助更普遍，民间善意需呵护引导

中国社会长期遵循差序格局的传统文化，公众更习惯在熟人圈、同乡邻里、社群内部开展互助，通过低门槛、高响应、强信任的非正式捐助表达善意。与此同时，组织化慈善为实现规范化、流程化、透明化，不得不牺牲一定的便利性与快捷性，手续繁琐、流程较长、响应偏慢，可能令部分爱心望而却步。

研究显示，2025年49.4%公众明确参与过非正式捐助，另有22%模糊捐赠案例大概率归为此类，仅27.9%为正式捐赠。2026年这类非正式捐助行为势必持续存在、发展，以其自发性、灵活性等特质，精准满足正式慈善难以触及的小众、紧急需求，成为缓解资源失衡的重要力量。

非正式捐助承载着公众善意，是大慈善行业生态的重要组成。当虚假网络求助案例频发、游离于监管外捐赠者权益难保障、违规案例透支公众信任时，慈善行业亟需构建“柔性规范+协同赋能”机制。核心举措可包括：搭建低成本对接平台，保留自发性优势;压实平台核验责任，鼓励正式组织提供“公益托管”与公示服务;建立虚假求助黑名单，畅通举报维权渠道，明确个人求助与公开募捐边界。各界协力，呵护善意、维系慈善信任，共同厚植慈善土壤、筑牢健康发展的根基。

趋势四：科学慈善加速崛起，需政策与资本同向发力

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给予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是国家法律明确保障的内容。在此背景下，科学慈善成为慈善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初步形成“议题引领、技术赋能、政策保障、资本支撑”的良性发展格局。

科创领域捐赠渐成气候，未来有望持续走高。“十四五”期间腾讯投入100亿元的“新基石”将持续十年，推动从 0 到 1 的原始创新;小米公益基金会与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设立 5 亿元联合基金，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关键领域，资金投入将持续到2030年以后。2025 年高校亿元级大额捐赠中，75% 以上投向科研攻关与产教融合。这些社会资本长期稳定支持科学研究，成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公益补充。

科学慈善的发展需要政策激励。各级政府已在探索推动科技慈善走向规模化、体系化。国家持续完善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与联合资助机制;北京推行“政府引导资金 + 企业捐赠”联动模式，放大社会资本效能;上海对基金会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按投入 50% 给予财政配套，并成立全国首家地方国资联合发起的创新策源公益基金会，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圳南山区对支持科创教育的企业按捐赠额 15% 给予税收返还，形成鲜明激励导向。在政策引导下，科创类基金会快速增长，近几年新成立基金会中，科创类成为一个新增亮点。未来，政策搭台、捐赠跟进、科技落地，将推动我国科技慈善从零散捐赠、单点探索，迈向制度化布局、专业化运作、快速崛起的新阶段。

趋势五：企业战略慈善兴起，可持续机制应鼓励

企业在中国慈善事业中兼具捐赠主力军与效能催化者的双重身份。经过多年实践，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正逐步告别零散、被动、偶发的回应式捐赠模式，迈向主动布局、长期规划、与主业协同的战略慈善新阶段。研究显示，85% 的民营企业基金会认同公益与产业的协同价值，普遍依托自身优势，探索可持续、可复制、可放大的长效公益机制。

在单体企业创新实践的基础上，企业战略慈善开始向生态化、平台化、协同化方向演进。其典型案例是2025年5月20日由伊利、腾讯和联想联合发起的可持续社会价值生态圈这一跨行业的企业战略慈善协作平台。该平台自成立半年多以来，已吸纳46家成员单位，成立了“可持续社会价值工作组”，成为联合国全球契约框架下的国际协作平台。该平台覆盖了制造、金融、科技、消费、公益等行业，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主体最丰富的企业公益协同平台，为构建跨界联动、长期稳定、价值共创的战略慈善生态奠定了基础。

推动企业战略慈善，核心在于健全可持续发展机制，以制度保障长期价值。未来需强化四方面工作：一是完善政策激励机制，统一政策标准、优化税收优惠与配套支持，鼓励企业开展长期性、战略性、生态化投入;二是健全评估引导机制，建立聚焦长期社会价值、产业协同效应、可持续运营能力的综合评价体系，引导公益资源提质增效;三是搭建生态协同机制，推动政企对接、跨界协作与资源共享，促进资金、技术、人才、项目高效整合。通过系统构建政策激励、评估引导、生态协同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推动企业战略慈善长效发展，成为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四是加强企业战略慈善领域的基础研究，基于本土实践总结中国特色的企业战略慈善模式和理论，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中国力量。

来源：中国公益研究院